死亡已成定局，并且不可逆转，但是出于考古、宗教或是学术的需要，这些存在于古代的语言文字又被赋予了另一种形式的生命。梵文、巴利文、西夏文、契丹文、回鹘文、吐火罗文……尽管都有辉煌的过去，但现在，它们与热闹的世界保持着足够的距离。

古老的中国出现过很多种类型的语言文字，然后伴随历史的演进而消失，其承载的文化记忆尘封于流转的岁月，后人只能从碑文上或者史料中寻找先前的蛛丝马迹。死亡已成定局，并且不可逆转，但是出于考古、宗教或是学术的需要，这些语言文字又被赋予了另一种形式的生命。梵文、巴利文、西夏文、吐火罗文……使用的人口和圈子都很有限，往往被视为即将绝迹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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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文：真正的学者不超过20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黄宝生荣获印度政府“莲花奖”，而他的老师、著名学者季羡林在2008年也曾被授予这项最高荣誉。1960年进入北京大学东语系梵巴专业后，黄宝生师从季羡林、金克木，前四年打下梵文基础，第五年再学巴利文。“梵文属于印欧语系，西方人学习梵文相对容易，而汉语的语言形态与印欧语系完全不同，中国人学起梵文来会非常艰苦。”他说。

学生时代的黄宝生就喜欢阅读国外的翻译作品，也一直向往从事译介工作，他深知掌握一门外语的重要性，因此在未名湖畔学得不亦乐乎。“能跟着两位高水平的先生做学问是人生的幸运。”黄宝生感叹道。近代中国遭遇内忧外患，一些学者是在国外学习梵文，陈寅恪、汤用彤留美，季羡林留德，金克木在印度，林藜光在法国。“当时碰到二战，生活非常困难，季羡林忍饥挨饿，熬过来了，林藜光病倒了，没能挺过去，否则他也会在这个领域做出很大的贡献。”

梵文是印度古代通用语言。在黄宝生看来，印度和中国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梵文文献和古汉语文献一样，都是留给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佛教在印度本土于12世纪消亡,大量的梵文佛经也随之流失。中国人凭借独有的纸和印刷术，把卷帙浩繁的佛经汉译本和藏译本保存下来,可以说，这是世界古代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奇观。”佛教只是印度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宗教内容外,梵文文献还包含史诗、神话、寓言、诗歌、小说、哲学、法律、天文、医学等。

谈到梵文的重要性，黄宝生以儒家经典跟佛经作比较，前者有大量的注释本，后者尽管研究的人也不少，但大部分不懂梵文，而且是从古代版本影印，连个句读也没有。“现在想学梵文的人多了，新的一代研究佛教语言，掌握梵文，对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很有帮助。”至于梵文与巴利文的区别，黄宝生是这么解释的：“梵文是印度古代的主流语言，巴利文相当于是方言俗语，这就好比普通话与上海话的关系，都隶属于一个语言系统。”

黄宝生是北大梵巴专业的“一期生”，到后来班上只剩下17个人。“梵语学起来很辛苦，大家的水平又参差不齐，毕业后赶上十年‘文革’动乱，不少人的专业知识都荒废了，后来纷纷改行，只有少数人坚持了下来。”“文革”结束，蒋忠新在北大讲授梵文，培养了一批新生代的人才，赵国华本来要主持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但是英年早逝，黄宝生用了10年时间完成了同窗未竟的事业。“我们这批人已经成为历史了，现在能做的，就是尽我的能力发挥余热。”2007年，他在社科院开了一个梵语研读班，2009年，又承担了三年制梵文班的教学任务。“学习梵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好多年才能出成果，但我相信里面总会有成才的，他们会有所作为。”

国内能够以梵文作为语言工具，直接利用梵文原典进行研究，并撰写梵学学术论文的人一直属于少数派。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副教授萨尔吉称梵文研究是“冷门中的冷门”，“专门的梵文研究现在基本上是冷门，很多大学相继取消了与梵文研究（印度学研究）相关的教席。国外的梵文研究一是与印度学研究相关，一是与佛教学研究相关。”至于研究梵文的体会，他表示，任何研究都与对象国的经济实力有很大关系，作为邻居和发展中的国家，作为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对对方的了解和研究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了解印度的未来，必须了解印度的过去，而这个了解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就是梵文。

据萨尔吉估算，真正的梵文学者大概不超过20人，北京大学是全国唯一一所专门培养梵文人才的、有从本科到博士完整培养体系的院校。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有专门研究人员，近年社科院又成立了梵文研究中心，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有人从事专门研究。大学院校中，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设有梵文课程，有专职老师，北京外国语大学也在讲授梵文，但都没有设置专业。

西夏文字：由冷趋热，更多关注

与梵文的情形类似，具备西夏文释读能力的中国学者同样少得可怜。当被问起国内现在懂西夏文的大致总人数区间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西夏学学者史金波感到很难回答。“认识几个西夏文字不代表他懂西夏文，真正懂西夏文的人还不多。”他说，“西夏文本身是一种研究对象，也是一种研究手段。”在他看来，要“真正懂”西夏文，不仅要能识读西夏字、懂西夏语语法，还可以利用释读西夏文文献的基本手段，通过这些文献破解西夏的历史、宗教、法律、经济等等情况，能站在学术前沿进行精确释读、深层次研究。

史金波原先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彝语，后考入著名语言学者王静如门下，成为中国第一位西夏文研究生。在那个年代，超过半数的西夏文无法解读，而很多关键性的语法尚未掌握，要想翻译西夏文的作品，可谓难上加难。在史金波看来，“绝学”要符合三个条件：学问深奥，学习掌握困难，懂的人少。

随着西夏文文献公布得越来越多，特别是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合作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以来，大量流失海外的西夏文献公布于世，回归故土；此外，近几十年来，国内外西夏学专家们解读成功的西夏文文献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西夏文研究逐渐“由冷趋热”，在学界为更多人所关注。

西夏是宋朝时期中国西北部一个重要的王朝（1038-1127），自称大夏国，其主体民族是党项羌族。前期与北宋、辽抗衡，后期与南宋、金鼎立。元代仅修宋、辽、金三史，而未修西夏史，这让后世对于西夏的历史知之甚少。西夏文创制于西夏时期，当时应用范围很广，编辑出版了大量书籍，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文献。西夏灭亡后，随着党项羌族逐渐融合、消亡，西夏文的文献典籍逐渐湮没，西夏文在明、清之后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

西夏文的使用范围比较广，西夏境内官私应用文书都能使用西夏文,与其他王朝的往来表奏除了使用对方文字外,也要使用西夏文。同期，西夏人用他们的文字翻译了不少汉文书籍,仅保存下来的就有《论语》《孟子》《孙子兵法》等。使用时间长是西夏文的另一个特点，贯穿了西夏王朝的始终,在西夏灭亡后,又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西夏文的研究在西夏时期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当时编印了多种类型的西夏文辞书，比如前面提到的《音同》。此外，西夏留下了包括法律、文学、医学在内的大量书籍与文本，在中古时期我国使用流行的几种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中,从种类到数量，西夏文的文献都是最多的。

西夏文约有6000多字，学习西夏文除掌握基本字词以外，还要了解西夏语语法。史金波所编著的国内外第一部专业教材《西夏文教程》中系统地介绍、讲解了西夏文的文字构造，西夏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史金波说，经过几代西夏学家的努力，西夏文文献的释读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多数文献已经可以译释。

在国内，目前有两所大学开设过西夏文课程：2006、2007年史金波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为研究生开设“西夏文”选修课。从2011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和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几乎每年都联合主办西夏文研修班，由史金波授课，传授解读西夏文字和语法，有时也通过看录像等方法进行进一步教学。他说，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已有颇具实力的老中青三代西夏研究专家，各地特别是宁夏地区也有一批专门从事西夏学研究的学者。不过，问及国际上还有哪些国家对西夏文的研究处于前沿水平，史金波认为“不好回答”。

契丹文字：尚未解读的占大部分

关于契丹文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契丹学学者刘凤翥介绍说，契丹文分为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其中，契丹大字相传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制于神册五年（920），大字脱胎于汉字，有1000多字；契丹小字为辽太祖之弟耶律迭剌所创，创制时间比契丹大字晚，但具体时间史书失载，它比契丹大字更趋于拼音化。契丹文使用了约300多年，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才“诏罢契丹字”，此后契丹字逐渐废弃，历元明清几百年来无人能识。1922年6月21日，契丹小字《辽兴宗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在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的瓦林茫哈地方被发现，这种失传数百年之久的古老的文字才得以重见天日。

解读契丹文字的难度非常大，中外学者经过60余年的努力所取得的契丹小字识别率在20%至30%之间，而契丹大字的释读成果则“用两页半纸足可表达”。目前，不论是契丹大字还是契丹小字解读的都是一小部分，尚未解读的占绝大部分，这就为有志于此的年轻学者留下了可以驰骋的广阔天地和艰巨的攻坚任务。

国际上对契丹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日本。迄今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研究阶段。第一代阶段的研究时间起始于上世纪20至30年代，日本学者羽田亨把1922年出土的仁懿皇后哀册与唐乾陵无字碑上的《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简称《郎君行记》）对比，在1925年断定自明代以来一直被误判为女真文字的《郎君行记》上的少数民族文字是契丹字，不是女真字。1932年至1935年间，我国的罗福成、王静如和厉鼎煃等人开始研究契丹字哀册。他们差不多在相同的时期利用相同的方法获得了大致相同的成果。

第二阶段主要集中于日本，研究时期为1951年至1956年期间。其代表人物是山路广明、田村实造、长田夏树、村山七郎、爱宕松男等人。他们并没有重新释读契丹小字，而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构拟契丹小字原字的音值上。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田村实造和小林行雄合着的《庆陵-モンゴリアにおける辽代帝王陵とその壁画に关する》（1953年座右宝刊行会版）。山路广明的《契丹语の研究》第一辑（1951年七月油印本）以及《契丹制字の研究》（1956年油印本）也是这个时期的重要著作。1963年，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前苏联发表了鲁道夫、达思今和沙夫库诺夫等人关于契丹文字的一批文章。其中有学术价值的是沙夫库诺夫的《契丹-女真小字解读问题》一文。

第三个阶段以中国学者为主，起始于1971年，刘凤翥当年在“五七干校”中利用充足的时间，经过私下反复琢磨，终于解读出《郎君行记》中的契丹小字汉语借词人名“黄应期”、官名“尚书职方郎中”和地名“唐乾陵”等。从而为16个原字构拟了可以反复验证无误的音值。1975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联合成立了以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为成员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小组及时拓回哀册以及解放后出土的契丹小字《萧高宁·富留墓志铭》《萧仲恭墓志铭》《许王墓志铭》《故耶律氏墓志铭》，利用寻找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的方法，逐步为140多个原字构拟了音值，解读出400多条契丹小字语词，把契丹小字的研究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20世纪90年代至今，则是第四阶段。特点是出土和发表的资料多，研究进展快，取得的成果多。代表作是刘凤翥编著的中华书局于2014年出版的八开本的布面精装一套四册的《契丹文字研究类编》。此书的特点是资料全，成果新。熔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于一炉，刊布了传世的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全部资料的拓本或原物照片以及摹本，发表了50篇研究契丹小字的文章和14篇研究契丹大字的文章。其中“契丹文字的释义与拟音”等于是已经认识的契丹文字词典。

刘凤翥说，每30年到50年，契丹文字的研究水平就会出现一次飞跃。下一个30年，是康鹏、陈晓伟、张少珊、吴英喆等人大显身手的时代。

回鹘文字：资料封锁、信息不畅

我国少数民族中有7个民族说9种突厥语，包括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兹别克语、塔塔尔语、撒拉语、裕固语等。一些突厥学者认为，伊斯兰教之前的突厥语是古突厥语，时间约为750-1300年，不过也有一些人指出，以卢尼文（古代日耳曼人所用）书写的文献是古突厥语，其后出现的语言为回鹘文。“回鹘”是维吾尔族的唐代译名,意思是“捷鸷如鹘”。这是我国北方地区具有悠久历史和昌盛文明的古代民族之一。回鹘先游牧于漠北,在9世纪中叶始迁入西北地区,并于9至13世纪间在东起河西走廊、西至中亚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一系列民族政权,即高昌回鹘王国、甘州回鹘、沙州回鹘和喀喇汗王朝。回鹘文是一种来源于粟特文的拼音文字,主要流行于9-15世纪,是一种跨语言、超方言的文字。回鹘文献语言是突厥语言史上的一个发展环节,上承古代突厥碑铭文献语言,下启察合台文献语言及现代突厥语族诸语言。回鹘文除了被回鹘人所广泛使用外,13-15世纪也曾用作金帐汗国、帖木儿帝国和察合台汗国等中亚民族国家的官方文字。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古籍研究所教授张铁山从1978年开始学习和研究古代突厥语和回鹘语，迄今已超过了30个年头（1985年，张铁山师从国际知名学者耿世民，后者亦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国际阿尔泰学金奖获得者，已去世）。评价起自己的研究，张铁山的形容是“一直苦苦挣扎”，其中的原因，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

“客观的原因，像古代突厥语、回鹘语这样的古代语言文字，在中央民族大学这样的‘民’字号高等学校里，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怎么可能期望别的学校来重视呢？”张铁山在接受邮件采访时表示，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家可以说，清政府腐败无能，很多文献都被国外的“古学家”，诸如斯坦因、伯希和、勒阔克等窃取到了国外，国外很多博物馆藏有敦煌、吐鲁番的文献、文物，但现在还能赖谁呢？各地新出土的东西，互相封锁。他们每年带学生实习，连真东西看都不给看，最多只是一些照片。反而是国外的很多藏品信息，倒是可以比较顺利地获取。“资料封锁、信息不畅，是国内研究古代语言必须解决的客观原因之一。”他对于研究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古代语言的学习和研究是小众学科，这是必然的，因为它是软科学中的小众，在一般高校中没有专门教师，研究队伍也不可能很大。但是不是就根本不需要呢？“仅从中央民族大学来看，学习者少，课程就少，经费就少。如此往复，恶性循环。古语的研究人员严重缺乏，不光是古代突厥语、回鹘语，很多的古代语言国内几乎无人知晓，无人研究。研究队伍不健全也是客观原因之一。无人教，更无人学。现在都在赶时髦，大学生有几人愿学习枯燥的古代语言？既不能找工作，也不能来钱。”

说到主观原因，张铁山也是很无奈。因为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在研究古突厥语与回鹘语，比如德国、法国、土耳其、日本、美国等，那里都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专门的杂志，而我们国内既无专门的杂志，也无专门的研究机构，只是在中央民族大学、新疆大学、西北民族学院等一些高校培养研究生，而在学生毕业以后，仅有个别人从事与专业有关的工作。他表示，要学习古突厥语、回鹘语这样的古代语言，需要有很好的外语基础，不然，国外的研究成果是没办法吸收的。“可是，外语基础好的，又有谁愿意来读古代语言呢？另外，要学习古代语言，还要一定的现代语言的基础，就像学习古汉语。”

吐火罗文：季羡林后的研究未停止

吐火罗文，名称拗口，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是已故的语言大师季羡林，他改变了这门语言“出现在中国，研究在西方”的历史。吐火罗文是中亚细亚的语文，在中国境内发现却属于印欧语系，地理上与印度、伊朗接近，语言上却更接近欧洲人使用的印欧语言。在德国求学时，心里只想着梵文与巴利文的他遇到西克教授(E.Seig)，后者是吐火罗文的权威人物，并且愿意把所有教给他看上的中国学生。据《季羡林自述文集：学问人生》，对待吐火罗文，季羡林一开始的感受是“它就像是一片原始森林，艰险复杂，歧路极多，没有人引导，自己想钻进去，是极为困难的”……但是在西克的引领下，“我学习的兴趣日益浓烈，每周两次上课，我不但不以为苦，有时候甚至有望穿秋水之感了。”

吐火罗文的命名问题，《季羡林全集》第十二卷做了详细的阐述。20世纪初年，欧洲人在新疆发掘，得到了婆罗米字母写的残卷，然后被德国人与法国人分别带回去保存。双方在语言的名称上意见不合，并且封锁资料，不给对方研究。1936年，英国伊朗学者贝利(H.W.Bailey)主张不要吐火罗文这个名字，他提出德国手上的应该叫“焉耆语”，而法国那边的叫“龟兹语”，结果引来了一场笔墨官司。季羡林也倾向于这种叫法，因为根据地方来命名比较恰当，但问题在于，两种语言确实太像了，称其“吐火罗文A”与“吐火罗文B”意味着两者更多的共性，如果是“焉耆语”与“龟兹语”，就说明不了彼此的关系。

长期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徐文堪在其所著的《欧亚大陆语言及其研究说略》写道：“吐火罗文的发现和译释是20世纪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件大事。”1975年，新疆焉耆出土了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共44张、88页。季羡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十几年的辛勤工作，对全部残卷进行了释读，用中文和英文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在1998年出版了《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英文版）一书。“这是吐火罗文研究史上的空前之举，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赞誉。”

季羡林的去世，对于学界而言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好在吐火罗文的研究并未就此在中国停止。曾在巴黎受教于著名吐火罗文专家皮诺教授的日本学者荻原裕敏，应邀加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他的到来填补了中国学术界在季羡林之后出现的吐火罗研究领域的空白。来自中国台湾的女博士庆昭蓉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任兼职研究员，2008年，她和荻原裕敏出席了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召开的纪念吐火罗语文献译释百年的国际学术会议，并且宣读了论文。两人在京的主要工作是参加新疆龟兹研究院、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中国人大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三家对新疆石窟的考察，释读相关吐火罗语文献，预计正式报告今年完成，将在国内出版。在国际上，荻原裕敏与庆昭蓉发表过多篇重要论文，为吐火罗文在中国的研究做出了不少成绩。